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是实现从制度自觉向治理自觉、从制度功能向治理效能、从制度优势向治理优势的深度转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秘密治理既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关键环节，更是筑牢新时代国家秘密安全防线的核心支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厘清核心边界：信息安全管理与信息安全治理的差异

保密工作的核心要义，在于保障国家秘密这一特殊信息的安全性、完整性与可用性，从逻辑层面而言，保密可视为信息安全领域的重要子范畴。需要明确的是，信息安全管理与信息安全治理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责任主体、工作目标、工作内容三个核心维度存在显著区别。

1. 责任主体：从“单一管控”到“多元协同”

信息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多为单一主体，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开展工作，聚焦于单一组织或领域的安全管控；而信息安全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打破单一主体的管理局限，构建多方联动的治理格局。

2. 工作目标：从“流程落地”到“系统构建”

信息安全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完成安全策略与操作程序的规划、开发及落地，确保信息资产的规范认证、授权、访问与审计，实现管理流程的闭环；信息安全治理则立足系统性视角，围绕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构建涵盖管理承诺、组织架构、政策规范、技术支撑及合规执行机制的全方位体系设计，实现长效安全保障。

3. 工作内容：从“标准制定”到“战略统筹”

信息安全管理侧重统筹各类组织的信息需求与监管要求，明确信息安全策略、标准及数据安全管控措施，聚焦具体工作的落地执行；信息安全治理则以战略统筹为核心，重点推进信息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落地，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机构与制度，审核完善数据安全政策标准，协调各类治理活动，强化合规行为监控，实现全局层面的安全管控。

二、深刻把握变革意义：保密工作从“管理”转向“治理”的价值所在

推动保密工作从信息安全管理向信息安全治理转型，并非简单的表述调整，而是涉及工作目标、权力配置、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对新时代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实现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的有机统一

保密工作聚焦国家秘密这一关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特殊对象，其管理机构、制度流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隐匿性，但本质上属于行政执法重要领域。作为一项关乎国家安全全局的系统工程，保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推进，不能仅依靠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这一单一主体，还需联动涉密资质单位、社会组织乃至社会公众等多元力量，构建起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高效、协同互动顺畅的“大保密”治理格局。

二是实现法治引领与德治滋养的协同发力

依法治密是我国保密工作长期坚持的核心原则，保密依法行政既是保密工作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深度融合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而德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另一核心支撑，与法治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社会协同的价值导向。推动保密工作德治建设，可通过丰富保密宣传教育形式，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度，凝聚全社会保密共识，切实增强全民保守国家秘密的参与感与凝聚力。

三是实现管理效能与服务质量的双向提升

信息安全管理视角下的保密工作，更多侧重管控职能的落地；而信息安全治理视角下的保密工作，强调管理与服务并重、管控与赋能结合。例如，在保密资质管理中，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既要严格做好审核监管工作，也要深耕涉密资质单位的日常服务，重点强化保密技术支撑、教育培训等服务职能；在保密监督工作中，既要依法履行监督检查的管理职责，也要立足机关单位实际需求，搭建教育培训、经验交流等服务平台，提供精准化工作指导。

四是实现常规管控与应急处置的无缝衔接

保密管理的本质是风险防控，传统保密工作多侧重于常规管理，通过完善规章制度、规范操作流程，约束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机关单位及涉密人员的行为，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当前，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多变，新形势对保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构建更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更健全的内控制度，提升风险研判、预警与防控能力。新保密法明确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需建立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保密管理制度，标志着我国已从制度层面加快推进保密工作非常规管理建设，实现常规管控与应急处置的有机统一。

三、找准实践路径：推动保密工作“管理”向“治理”高效转型

当前，国家秘密的存在形态、处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保密工作的内涵与外延已与以往截然不同。无论是学界还是相关单位部门，都需主动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立足信息安全治理视角，精准审视新情况、破解新问题，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是深化理论研究，筑牢治理思想根基

新时代保密工作既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工作举措，更要通过强化理论研究，精准研判形势、主动谋划变革。当前，国家秘密治理效能的提升，越来越依赖具有系统性、全局性、协同性的治理体系。为此，需借鉴管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成果，引入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等先进理论，构建完善的国家秘密治理基础研究学术话语与理论体系，以前瞻性理论研究引领保密实践工作提质增效。

二是培育专业人才，强化治理能力支撑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具备现代治理理念与专业治理能力的国家秘密治理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当前，对现代治理理念、多元共治格局的专业认知不足，已成为制约国家秘密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因素。高素质专业化治理人才，既能从前瞻性、战略性视角审视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又具备扎实的治理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能够深刻理解多元共治理念、熟练落实现代治理要求。因此，以人才培养推动国家秘密治理理念与实践的专业化，是践行现代治理方式、提升保密工作水平的必然选择。

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治理智能化水平

新形势下，预警预防、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已成为保密工作的核心环节。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深化数字化手段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领域的应用，提升各类风险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应用于保密领域，可有效破解失泄密隐患发现不及时、案件处置效率偏低等问题，通过智能化手段识别、预警异常情况，及时阻断失泄密信息传播途径、控制传播范围，实现潜在风险早感知、早预警、早处置，全面提升国家秘密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结语：从信息安全管理到信息安全治理，不是简单的理念升级，更是新时代保密工作适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唯有立足多元共治、坚持法治与德治协同、强化数字赋能，深耕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育，才能推动保密工作从“被动管控”向“主动治理”转变，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筑牢国家秘密安全防线，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