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密法律实践中，“故意泄密” 与 “过失泄密” 的区分是追责的核心前提。同样是泄露国家秘密，因主观心态不同，法律责任可能从行政处分到无期徒刑产生天壤之别。《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通过明确主观要件、行为表现与责任梯度，构建了清晰的区分体系。本文结合法律条文与典型案例，解析二者的责任差异，厘清实践中的认定逻辑。

一、核心区分：主观心态决定责任性质

故意泄密与过失泄密的本质差异，在于行为人对 “泄密结果” 的主观认知与意志态度 —— 前者是 “明知故犯”，后者是 “应当预见而未预见” 或 “已经预见但轻信避免”，这一核心区别直接决定了责任的轻重。

（一）故意泄密：主观上的 “积极追求” 或 “放任漠视”

根据《刑法》第十四条，“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在泄密场景中，故意心态体现为两种形态：

1. 直接故意：主动追求泄密结果

行为人清楚知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国家秘密泄露，且积极推动结果发生。典型表现为：

主动窃取、复制涉密载体，如某涉密单位工程师赵某，为获取高额报酬，利用工作便利拷贝 3 份绝密级技术文件，直接发送给境外情报人员，明确追求 “秘密被境外获取” 的结果；

刻意规避保密管控，如某机关干部孙某，明知手机禁止带入涉密会议室，仍偷偷携带并拍摄机密级会议纪要，通过微信传给好友，主观上对 “信息扩散” 持积极态度。

2. 间接故意：放任泄密结果发生

行为人虽不直接追求泄密，但明知行为可能导致秘密泄露，却对结果持 “无所谓” 的漠视态度。例如某企业涉密人员李某，将存储秘密级客户数据的 U 盘随意放在办公桌上，明知同事可能接触，却未采取任何保管措施，最终 U 盘丢失导致数据泄露。李某虽未主动泄露，但对 “他人可能接触并扩散秘密” 的风险明知且放任，属于间接故意。

（二）过失泄密：主观上的 “疏忽大意” 或 “过于自信”

根据《刑法》第十五条，“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泄密场景中的过失心态主要分为两类：

1. 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预见却未预见

行为人对保密义务有认知，但因粗心、健忘等主观疏忽，未意识到行为可能导致泄密。常见情形包括：

涉密文件随意放置，如某事业单位新员工张某，将秘密级汇报材料遗忘在食堂餐桌，被他人捡到后拍照传播，张某虽知晓 “涉密文件需妥善保管”，但因疏忽大意未履行义务；

操作失误导致泄露，如某机关工作人员王某，误将机密级通知当作普通文件，通过非涉密邮箱发送给外部单位，其主观上无泄密意图，仅因 “未核对文件密级” 的疏忽导致结果发生。

2. 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预见却轻信避免

行为人意识到行为存在泄密风险，但轻信自己的能力或外部条件能避免结果。例如某科研人员陈某，明知家用电脑未安装保密防护软件，却认为 “偶尔传输一次秘密级数据不会被发现”，将科研数据拷贝至家用电脑，最终因电脑感染病毒导致数据泄露。陈某已预见风险，却因 “轻信安全” 的侥幸心理导致泄密。

二、行为表现：客观举动印证主观心态

主观心态需通过客观行为体现，实践中，执法与司法机关会通过行为的 “主动性”“规避性”“补救性” 等特征，区分故意与过失泄密，确保责任认定有据可依。

（一）故意泄密的典型行为特征

行为具有主动性：主动实施窃取、复制、传播涉密信息的行为，如主动拍摄涉密文件、拷贝涉密数据、联系外部人员提供秘密等，而非被动失误；

存在规避管控行为：刻意绕过保密措施，如关闭涉密计算机监控软件、使用加密聊天工具传输秘密、将涉密载体伪装成普通物品带出单位等，体现对 “避免被发现” 的刻意追求；

无事后补救动作：泄密后不仅不采取补救措施，甚至刻意掩盖，如删除传输记录、销毁涉密载体、拒绝配合调查等，间接印证主观恶意。

以某机关干部周某案为例：周某因对工作不满，主动将 5 份机密级文件拍照存入手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送给网友，并删除手机记录、格式化存储设备。其 “主动拍摄 + 境外传输 + 销毁证据” 的系列行为，清晰印证了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最终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过失泄密的典型行为特征

行为具有被动性：泄密源于疏忽或操作失误，而非主动策划，如文件遗忘、误发邮件、误插 U 盘等；

无规避管控意图：未采取任何规避保密措施，如在涉密场所正常使用手机（非刻意隐藏）、通过单位正规渠道传输文件（仅因疏忽未核对密级）等；

事后积极补救：发现泄密后立即采取措施，如联系接收方删除文件、报告单位保密部门、配合调查等，体现无主观恶意。

某国企员工吴某案颇具代表性：吴某在整理文件时，误将秘密级财务报表与普通资料一同放入快递，发现后立即联系快递公司追回，并第一时间向单位汇报。其 “误装文件 + 主动追回 + 及时报告” 的行为，印证了疏忽大意的过失心态，最终仅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未追究刑事责任。

三、法律后果：责任梯度差异显著

基于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的不同，法律对故意与过失泄密设置了差异化的责任体系，从行政处分到刑事责任形成明确梯度，体现 “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

（一）行政责任：故意泄密处分更重

根据《保密法》第五十七条，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泄密，只要尚不构成犯罪，均需承担行政责任，但处分力度根据主观心态区分：

故意泄密：通常给予较重处分，如记过、记大过、撤职甚至开除。例如某涉密人员故意将秘密级文件发至朋友圈，即便未造成大范围扩散，仍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过失泄密：处分相对较轻，多为警告、记过，且若能及时补救、未造成严重影响，可减轻或免除处分。如前文提到的吴某误寄涉密文件，因及时追回且未泄露，仅被警告处分。

（二）刑事责任：故意泄密入罪门槛更低、量刑更重

《刑法》对故意与过失泄密的刑事责任区分更为严格，主要体现在入罪标准与量刑幅度两方面：

1. 入罪门槛：故意泄密更易构成犯罪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故意泄露绝密级 1 项（件）以上、机密级 2 项（件）以上、秘密级 3 项（件）以上，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即构成犯罪；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入罪标准更高，需过失泄露绝密级 2 项（件）以上、机密级 3 项（件）以上、秘密级 4 项（件）以上，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

例如：某公务员故意泄露 1 项绝密级秘密，即达到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立案标准；若为过失泄露，则需泄露 2 项绝密级秘密才构成犯罪，体现 “故意从严、过失从宽” 的立法思路。

2. 量刑幅度：故意泄密刑罚更严厉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量刑幅度整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实践中对 “情节特别严重” 的认定标准更严格，且极少适用顶格量刑。

更关键的是，《刑法》对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间谍罪” 等重罪，仅适用于故意行为 —— 过失向境外泄露国家秘密，若未造成特别严重后果，通常不构成此类重罪，而故意实施则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严厉刑罚。如前文提到的汪某某故意向境外提供绝密级秘密，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若为过失泄露，且未造成重大危害，可能仅承担行政责任或较轻的刑事责任。

四、实践认定：关键考量因素与常见误区

在具体案件处理中，执法与司法机关会综合考量多重因素，避免 “唯结果论”，确保责任认定客观公正，同时需警惕常见认知误区。

（一）责任认定的关键考量因素

行为人身份与保密培训经历：涉密人员接受过系统保密培训，对保密义务的认知更清晰，若实施泄密行为，更易被认定为故意；非涉密人员因保密认知不足，过失泄密的可能性更高；

行为发生的场景与条件：在涉密场所（如保密室、涉密会议室）实施的泄密行为，若存在规避管控举动，更易认定为故意；在非涉密场所因操作失误导致的泄密，过失的可能性更大；

密级与危害后果的匹配度：泄露绝密级、机密级秘密，若行为人明知密级仍实施行为，更易认定为故意；泄露秘密级秘密且危害较小，过失的概率更高。

（二）常见认知误区澄清

误区一：“未获利即非故意”：故意泄密的认定不依赖 “是否获利”，即使无经济利益，只要主观上有泄密意图，仍构成故意。如某员工因泄私愤故意泄露单位秘密级数据，虽未获利，仍被认定为故意泄密；

误区二：“后果严重即故意”：泄密后果的严重程度与主观心态无必然关联，过失泄密也可能造成重大危害（如误发机密级文件导致大面积扩散），但仍需按过失认定责任；

误区三：“单位管理漏洞可免责”：单位存在保密管理漏洞，可减轻个人责任，但不能免除 —— 若个人故意利用漏洞泄密，仍需承担全部故意责任；若因单位未培训导致个人认知不足，过失泄密的责任可适当减轻。

结语：精准区分是公正追责的前提

故意泄密与过失泄密的责任差异，本质是法律对 “主观恶性” 的评价差异 —— 故意泄密体现对保密义务的公然背弃，社会危害性更大，故责任更重；过失泄密体现对义务的疏忽履行，主观恶性较小，故责任相对较轻。

在保密实践中，精准区分二者不仅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引导涉密人员行为的重要导向：既通过严厉追责遏制故意泄密的恶意行为，也通过合理容错避免 “一刀切”，让涉密人员在履行义务时既心存敬畏，又不至于因过度恐慌影响工作。唯有清晰界定界限、严格依法追责，才能真正筑牢国家秘密的安全防线，让《保密法》的 “红线” 既不缺位，也不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