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作为维护国家秘密安全的基本法律，其生命力在于 “长牙带电” 的责任追究机制。该法第五章专门构建了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衔接、个人责任与单位责任相统一” 的法律责任体系，通过明确的惩戒标准与刚性的追责程序，为保密工作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本文结合法律条文与典型案例，系统解析《保密法》规定的法律责任类型、适用场景与实践价值。

一、行政责任：日常保密违规的 “第一道惩戒防线”

行政责任是《保密法》追责体系的基础环节，针对尚不构成犯罪的保密违规行为，通过处分、整改等手段实现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覆盖从涉密人员到机关单位的全主体。

（一）个人行政责任：针对涉密行为的精准追责

《保密法》第五十七条明确列举了 13 类需追究行政责任的情形，核心围绕 “涉密载体管理”“信息传输保密”“设备使用规范” 三大关键领域，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不同处分。

1. 常见违规情形与惩戒标准

涉密载体违规处置：包括非法获取、持有涉密载体，买卖、私自销毁涉密载体，通过普通快递传递涉密载体等。例如某事业单位新入职员工贺某，擅自将 3 本秘密级汇编书籍当作废品丢弃，因违反 “未按规定销毁涉密载体” 的要求，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涉密信息传播失控：在私人交往、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或通过无保密措施的网络传递涉密信息。如某机关科长陆某，为给妻子提供工作参考，用手机偷拍机密级文件并通过微信发送，即便未造成大范围扩散，仍被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并调离原岗位。

设备使用突破底线：将涉密信息系统接入互联网，使用非涉密设备存储、处理国家秘密等。某机关工作人员王某，为向妻子证明工作繁忙，用手机拍摄机密级文件发至微信，导致文件被转发至网络博客，最终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

2. 责任追究的核心逻辑

《保密法》对个人行政责任的追究遵循 “过错与惩戒匹配” 原则：主观上无论是故意（如陆某主动偷拍）还是过失（如贺某无知丢弃），只要实施了违规行为，均需承担责任；处分力度则根据涉密等级（秘密级、机密级、绝密级）、泄露范围、造成影响综合判定，从警告、记过到撤职、开除形成梯度惩戒。

（二）单位行政责任：压实保密主体责任

《保密法》明确 “机关、单位承担保密工作主体责任”，对存在管理漏洞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通过追责倒逼制度落地。

1. 单位失职的典型表现

管理机制缺失：未建立涉密载体台账、涉密人员审查流于形式、涉密场所防控失效等。核心涉密人员李某某利用单位管理漏洞，将 80 余份涉密文件卖给境外机构，经查该单位未履行涉密岗位审查义务，3 名直接责任人员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制度执行空转：虽有保密制度但未落实，如涉密文件收发无登记、横传他人导致丢失。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某，阅完机密级文件后未及时退还，随意横传导致文件下落不明，单位主要领导及相关责任人均受到严肃处理。

2. 法律依据与追责方式

根据《保密法》第七条和第四十九条，单位负责人对保密工作负总责，若因管理失职导致泄密，需对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此外，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可对单位发出整改通知，督促完善保密制度，形成 “追责 — 整改 — 规范” 的闭环管理。

（二）特殊情形处理：非涉密人员的责任衔接

对于不适用处分的非涉密人员（如普通公民、合同制人员），《保密法》规定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督促其所在单位予以处理。某事业单位合同制人员王某，偷拍到机密级工作方案后发给好友，因尚不构成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所在单位则取消其聘用资格，实现 “行政处理与单位管理” 的衔接。

二、刑事责任：针对严重泄密行为的严厉惩戒

《保密法》第六十二条明确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与《刑法》衔接，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行为予以刑事打击，是保密法律责任的 “终极防线”。

（一）核心罪名与适用情形

1.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适用条件：行为人违反保密规定，故意或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这里的 “情节严重” 通常包括：泄露绝密级或多项机密级国家秘密、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造成严重后果、多次泄露国家秘密等。

案例参照：90 后博士杨某入职省直单位仅 1 个月，便将 2 份涉密文件带回家上传至境外网站，因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且涉密等级较高”，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2.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适用条件：向境外机构、组织、人员提供国家秘密，无论是否获利，均构成本罪。该罪侧重打击 “危害国家安全的外部勾连行为”，量刑起点远高于普通泄密罪。

法律标准：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构成本罪的最低刑期为五年有期徒刑，若泄露绝密级秘密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3. 间谍罪

适用条件：接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任务，为其窃取、提供国家秘密。某涉密单位公职人员汪某某，主动向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提供绝密级、机密级国家秘密并获利 100 余万元，因符合 “接受间谍任务 + 提供核心秘密” 的要件，被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二）《保密法》与《刑法》的衔接逻辑

《保密法》为刑事责任追究提供 “前置认定依据”：首先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案信息进行密级鉴定，确认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及具体等级；再由司法机关根据泄密行为的性质（是否勾结境外、是否故意为之）、危害程度，对应适用《刑法》相关罪名。这种 “行政认定 + 刑事裁判” 的衔接模式，确保了追责的精准性。

三、法律责任的实践启示：从惩戒到防范的价值延伸

《保密法》构建的法律责任体系，绝非单纯的 “事后惩罚”，更蕴含 “事前警示、事中管控” 的治理逻辑，为保密工作提供三重核心指引。

（一）对个人：明确行为边界，破除认知误区

多起案例显示，泄密者常因 “无知” 或 “侥幸” 触碰红线：陆某认为 “学习参考不算泄密”，贺某觉得 “旧文件无关紧要”，王某以为 “私下发微信很安全”。《保密法》通过具体条款与案例警示，明确了 “涉密载体不可私存、涉密信息不可乱传、涉密设备不可混用” 的底线规则，让 “保密无小事” 成为共识。

（二）对单位：倒逼制度落地，堵塞管理漏洞

单位泄密事件往往源于 “制度空转”：有的单位虽有保密制度，但涉密文件收发无登记；有的虽设保密员，但载体借阅无台账。《保密法》对单位责任的追究，推动单位将 “纸面规定” 转化为 “可操作流程”，如建立涉密载体全生命周期管理台账、安装涉密设备监控系统、开展常态化保密培训等。

（三）对社会：构建保密共识，强化全民防线

从大学生因 “兼职拍照” 涉罪，到公职人员因 “私人通信” 受罚，这些案例印证了《保密法》的 “全域覆盖性”—— 法律责任不仅适用于涉密人员，普通公民、单位均需遵守保密义务。这种全主体追责模式，推动形成 “人人懂保密、人人守保密” 的社会氛围，筑牢国家秘密安全的群众基础。

结语：责任严明方守得住秘密

《保密法》的法律责任体系，以 “行政责任管日常、刑事责任守底线” 为框架，以 “个人与单位同追责、故意与过失均担责” 为原则，构建了覆盖全场景、全主体的追责网络。从贺某 “顺手一扔” 被记大过，到汪某某 “主动卖密” 判无期徒刑，不同层级的惩戒案例反复证明：国家秘密的安全，既依赖技术防控的 “硬屏障”，更依赖法律责任的 “软约束”。

对每一位公民而言，知晓《保密法》的责任规定，既是避免 “无知犯错” 的前提，也是守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对每一个单位而言，落实法律责任追究，既是防范泄密风险的关键，也是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唯有将法律责任内化为行为自觉，才能真正守住保密红线，让国家秘密得到最坚实的保护。